引言
杨玉柱，字石臣，陕西巩昌府阶州（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鱼龙镇麻湾村人。清康熙年间分陕西为左、右布政使司，巩昌府当时属陕西右布政使司，并为治所），监生出身。其家族深谙宦途之道，祖父杨文炳以子贵获覃恩赠文林郎，举人入仕，官至户部郎中，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编撰。祖母赵氏赠太孺人；父亲杨继震，据《秦州直隶州新志》载，初任两当县典史、训导，成县知县。据《巩昌府志》【清·康熙】载康熙七年任文县知县，后授云南云龙州同知，升永昌军民府永平县知县。《雍正河南通志》载康熙十二年（1673 年）迁河南开封府同知，终卒于官，获覃恩诰封文林郎，母亲贾氏赐孺人。杨玉柱为杨继震次子，上有兄长杨玉栋（监生），下有三弟杨玉英（亦为监生），父子四人皆跻身监生之列——要知清代武都共仅8位监生，杨氏家族占其四，足见其家学与仕进根基之厚。其后裔散居于鱼龙镇麻家湾、刘家湾、阴湾诸村，因排行老二，其后人尊称为“杨二府”。每年正月十五以当地的“花灯”形式开展隆重的祭拜活动。
杨玉柱早年入仕，初授鸿胪寺鸣赞，掌殿廷朝会傧导赞唱之职，后升任贵州湄潭知县，一生辗转黔、楚、蜀三地，历任黄州同知、荆门知州，在清初基层治理中留下务实且具争议的印记。其自幼“心怀慕道，志切山水，常逍遥于千里之外，颇闻地理之说”，既以 “十二道条议” 直面战后民生凋敝，又因直言忤贵而仕途顿挫，最终在荆门以文化治理实践完成官僚生涯的闭环。其生平虽未入正史列传，却通过地方方志、碑刻与零星文献的互证，成为研究清代基层官僚制度与地方治理的典型个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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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阶州志集校笺注》书影
湄潭治政：战后废墟上的民生救赎
（一）临危受命的时代图景
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 年），杨玉柱赴任贵州湄潭知县时，正值 “三藩之乱”（1674-1681 年）平定之初。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乱使湄潭沦为废墟：“丁男死徙，妇子流离，弃其庐舍，荒其田亩…… 大兵恢复后，溃兵杀掠、大军强征，夫役征赋变本加厉，百姓逃亡更甚于乱时。” 作为清廷恢复地方秩序的首批官员，他的治湄实践被赋予 “战后救赎” 的特殊意义。而其父亲杨继震遍历滇、豫多地的宦游经历，或许早已为他埋下体恤民生、洞察吏治的种子。
《湄潭县志》康熙版
（二）十二道条议：直面积弊的务实主张
杨玉柱抵任后，以 “一日不敢自逸，一事不敢苟且” 的态度，在湄潭县任职五年间连续上呈《条议》十二道，直指地方痼疾。
1. 赋税减免。在《壬戍孟冬条议一》中，他指出湄潭 “全熟田亩十无一二，土瘠民稀，而赋税仍照康熙十一年额征”，导致 “逃亡四百五十五户，丢荒田六千余亩”，恳请 “按实际垦荒面积核减税额”。
2. 徭役裁撤。在《请裁协夫以苏民困》中，他痛陈 “协夫之役使春失耕、夏失种、秋失收，妻饥子寒”，且 “吏弊丛生，送礼行贿成风”，主张 “裁撤远途协夫，以雇募制替代无偿徭役”。
3. 商业税改革。在《壬戍孟冬条议二》中，他针对黔地 “重重关税，一关分三处收税” 的乱象，提出 “裁并关卡，或裁上水税而收下水税”，使商民 “稍甦蝇头之利，以赡养家小”。
4.荒政与仓储。他主持修建义仓、常平仓各三间，“积谷千石，春粜秋籴”，遇灾荒则 “开仓赈济，不假手胥吏”，直接缓解饥馑之苦。
杨玉柱的条议因切中实情均获实效：康熙二十二年恩准免征秋冬钱粮；二十三年免征春夏钱粮；二十四年裁免协夫；二十五年冬免征未完各项钱粮；二十六年各项钱粮尽行蠲免。
（三）文化重构：修志与景观营造
杨玉柱深知 “文献散佚则地方无史，景观凋敝则民心无寄”，在政务之余着力推动文化重建。
1.纂修县志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 年），他响应朝廷修志诏令，“广罗邑中文士，遍历乡野访碑刻、采口碑”，历时三年修成《湄潭县志》五卷。该志详细记载了湄潭 “平灵台野生茶树千丛”“清虚洞乳液融结” 等地理人文景观，成为研究黔北清代前期历史的核心文献。
2.景观修复。他自掏俸禄重修清虚洞，砌石桥、塑观音像，“既便行旅，又为地方添一胜迹”。此举兼具实用与教化功能，1943年竺可桢日记仍提及 “杨玉柱县长整修清虚洞，遂成今日规模”。
３.风水与治所改造。他认为湄潭 “四面之山不就本位，去来之水率多不情”，导致 “官多不利，士多不驯”，遂将县衙与公馆位置改回旧制。巧合的是，改造期间恰逢朝廷减免钱粮、裁撤协夫，更使其对 “地理向背之说” 深信不疑，赋诗 “八十余年别向山，官民何事解愁颜”。
（四）治绩与仕途进阶
杨玉柱的务实治绩获多方认可：贵州巡抚杨雍建（有 “清朝第一谏官” 之称）在奏疏中多次提及湄潭 “民生渐复，赋役渐平”；光绪《阶州直隶州续志》明确记载其 “以湄潭治行第一，荐授湖广黄州府同知”，由七品知县直升正五品佐官，仕途迎来关键转折。这一 “荐授” 路径，与其父杨继震 “荐授开封府同知” 的晋升方式一脉相承，可见杨氏父子在官场中均以实绩获认可。
黄州宦海：直言忤贵的仕途顿挫
（一）黄州同知的权责场域
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 年），杨玉柱赴湖广黄州府任同知。黄州为湖广东部重镇，“辖八县，扼江淮之冲，为漕运、盐务枢纽”，同知分掌粮运、水利、清军理事等职，权责甚重。彼时黄州虽无战乱，却面临漕运积弊、豪强兼并、水患频仍等深层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父杨继震曾长期担任地方同知，杨玉柱或许对这一佐官角色的权责边界与治理难点早有认知。
（二）“上书忤贵” 事件的政治隐喻
关于杨玉柱在黄州的具体治绩，《黄州府志》仅列其名于 “职官表”，但《阶州直隶州续志》与民间文献透露了关键信息：他与官员马涓等人联名上疏，“直指漕运中豪强与胥吏勾结，侵吞国帑、盘剥小民，且言地方赋税之苛实由权贵滥征所致”。这一行为触怒湖广地方权贵，最终以 “坐党” 之罪被贬谪，辗转退居成都。
事件背后折射出清初官场的复杂生态：清廷标榜 “直言敢谏”，但地方权贵势力盘根错节，基层官员的改革诉求常因触动既得利益而受挫。杨玉柱的遭遇，既与其 “宁违权贵不违民心” 的刚正性格相关，也暗合其父杨继震 “卒于官” 的勤政宿命，是无数清代 “直臣” 在仕途与道义间挣扎的缩影。
（三）成都退隐：文人情志的寄托
被贬离黄州后，杨玉柱退居成都，自号 “草堂先生”，取杜甫居成都草堂之雅意，寄情文友交游。文献载其 “与张正己等游”，二人或 “诗文唱和，或校勘古籍”，虽无具体作品传世，却可见其在政治失意后，仍以文化活动延续 “文以载道” 的理想。这段退隐生活既是对官场倾轧的逃避，也是其文人身份的回归 ——从湄潭修志到成都交游，文化始终是他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路径。
荆门知州：史料迷雾中的治理实践
（一）任职考辨：署理身份与史料冲突
长期以来，杨玉柱任荆门知州的史实因地方志记载冲突而存疑。结合三类史料可明确其任职经历。
1.清代职官名录。明确标注其于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 年，己丑）任湖广荆门州知州，籍贯为甘肃武都；
2.《荆门州志》建筑记录。乾隆版《荆门州志》载 “康熙间，州牧杨玉柱重建。虎山观在州东二十五里古家𫯡南。玉皇阁在州东南十二里。水府庙在州东南二十里。黑龙观在州东南二十五里。朝阳观在州东南二十五里。双庙在州东南五十里。弥勒寺在羔观寺东。水府庙在州南一百二十里十回桥街北。观音庙在十回桥街。五通庙在十回桥街。泰山庙在十回桥街南口”；
3.墓碑碑文。其墓碑称 “湖广荆门州刺史杨公德玉柱大人之莹”，“刺史” 为知州雅称。
杨玉柱碑
综合判断，他以署理知州身份任职（因原知州丁忧、离职而短期代理），故未被列入地方志 “正式知州名录”，但实际参与地方治理。这一任职经历，使其宦途版图最终覆盖黔、楚、蜀三地，与其父杨继震遍历滇、豫的宦迹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。
（二）虎山观：文化治理的空间实践
杨玉柱在荆门的核心施政是主持修建虎山观，该建筑位于州东二十五里古家𫯡南，其修建具有多重治理意涵。
1.社会控制：通过官方对宗教场所的认可，将民间信仰纳入正统秩序，“使愚夫愚妇有所归依，不致惑于异端”；
２.文化认同：强化荆门地方的文化符号，“虎山观既成，士民瞻礼，咸知州治重文教、崇正祀”；
３.民生关怀：为民众提供精神寄托与公共活动空间，间接缓解社会矛盾。从选址到建设，虎山观的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他 “以文化人” 的治理智慧。
荆门虎山观远眺
（三）官阶与封赠：制度弹性的体现
杨玉柱墓碑称其为 “清大夫”（正五品文职散官），但荆门知州实职为从五品。这种错位源于清代封赠制度——他可能因治理功绩或子嗣显贵（如雍正九年立碑的 “澡、孤、崇、仁、德” 诸子）被追赠正五品散官，这与祖父杨文炳 “以子贵赠文林郎” 的封赠逻辑一脉相承，深刻反映了清代职官体系中 “实职” 与 “散官” 的分离逻辑，以及家族荣誉在官僚制度中的延续性。
历史评价：多重叙事中的基层官僚形象
（一）“循吏” 本色：务实惠民的治理遗产
杨玉柱的治理实践是清初 “休养生息” 政策在基层的生动体现。在湄潭，他以赋税改革、仓储建设、方志编纂推动战后复苏；在荆门，他以虎山观修建实现文化治理与社会控制的统一。他始终秉持 “稍减小民一分，小民得受一分之惠” 的民本理念，这一理念或深受父亲杨继震勤政为民、“卒于官” 的家风熏陶。其不求赫赫之名、唯求实在之利的作风，是清代 “循吏” 的典型代表。
（二）“直臣” 困境：直言忤贵的仕途代价
黄州 “上书忤贵” 事件暴露了清初基层官员的仕途困境。一方面，清廷需要官员 “直言敢谏” 以整饬吏治；另一方面，地方权贵势力庞大，改革诉求常因触动既得利益而受挫。杨玉柱的遭遇，是彼时无数 “直臣” 的共同命运，也折射出清代官僚体系中 “制度理想” 与 “现实博弈” 的深刻矛盾。这种矛盾在其家族中亦有迹可循 —— 父亲杨继震虽以 “荐授” 进阶，终 “卒于官”，暗示着清官廉吏在官场中的生存压力。
（三）史料冲突与历史真实的建构
杨玉柱生平的史料冲突（地方志名录与职官表、碑刻的差异），本质是官方制度叙事与民间记忆叙事的互动。
1.地方志作为官方文本，注重行政序列的合法性，对署理、短期任职的官员记载简略，如《黄州府志》仅列其名、《荆门州志》唯记建观；
2.民间碑刻与家族文献，关注个体功绩与家族荣耀，如杨玉柱墓碑的 “刺史” 称谓、《阶州志》对杨氏父子履历的详细记录，保留了官方文献之外的历史细节。
这种冲突并非 “真伪之辩”，而是不同叙事逻辑的体现。唯有将《阶州志》系列的家族记载、地方碑刻的实物佐证与府县志的官方记录相勾连，才能还原历史人物的完整形象。
杨玉柱其母残碑
（四）历史地位与研究意义
杨玉柱虽未入正史，但其生平为研究清代基层官僚制度提供了珍贵样本。
1.仕途路径的典型性。监生→鸿胪寺鸣赞→知县→同知→知州，既遵循了清代非科举入仕者的常规轨迹，又因 “直言忤贵” 的波折而更具特殊性；其父子三人皆为监生的身份，更反映了监生制度在地方精英入仕中的重要作用。
2.治理模式的双重性。“务实循吏” 与 “直言直臣” 的特质并存，反映了清代基层官员在 “惠民” 与 “避祸” 间的角色张力，其治理实践堪称区域治理的微观范本。
3.史料价值的多元性。其事迹串联起黔、楚、蜀三地的基层治理实践，而《阶州志》系列与其他方志、碑刻的互证，为破解 “中下层官员史料匮乏” 难题提供了方法论借鉴。
结语
杨玉柱的一生，是清代基层官员在 “制度 — 文化 — 社会” 三维空间中挣扎与求索的缩影。他承继家族宦途基因，以监生身份入仕，经鸿胪寺历练后赴地方任职，在湄潭践行 “循吏” 之道，于黄州展现 “直臣” 风骨，最终在荆门以文化治理留下印记。尽管史料有限，其 “重民生、守刚正、传文脉” 的形象已跃然纸上。
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，杨玉柱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个人事迹，更在于他所代表的清代基层官僚群体——他们是制度的执行者，也是地方文化的塑造者；他们在官方叙事中可能只是一个名字，却在民间记忆与家族文献里留下了真实的温度。而杨氏家族 “父慈子孝、世代为官” 的传承，更折射出清代地方精英阶层的生存图景。对他的研究，实为对清代基层治理生态与官僚精神世界的深度考察，其学术意义远超个案本身。
参考资料：
1.《阶州志》【清·康熙】祖肇庆修纂；
2.《直隶阶州志》【清·乾隆】葛时政修纂；
3.《阶州直隶州续志》【清·光绪】叶恩沛修、吕震南纂；
4.《湄潭县志》【清·康熙】版；
5.《荆门州志》【清·乾隆】版；
6.《秦州直隶州新志》;
7.《巩昌府志》【清·康熙】;
8.《雍正河南通志》；
9.《云龙州志》；
10.《贵阳百科全书》副总编周胜先生有关史料。
来源 | 甘肃文史
作者 | 杨进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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